从“诺贝尔奖工厂”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说起，剑桥合作如何推动突破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MRC-LMB)是世界级研究实验室，致力于从分子水平了解重要的生物过程，目标是利用这些知识解决人类健康和疾病方面的重大问题。
LMB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源地之一。实验室开创了许多技术，包括DNA测序、确定蛋白质三维结构的方法和单克隆抗体的开发。
多年来，LMB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已斩获十二项诺贝尔奖、数十个项英国皇家学会奖和许多其他科学荣誉。
此外，LMB许多科学家已经成功通过技术转让利用他们的发现，创收了超过7亿英镑的收入，支持英国的科学事业。
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如何成为“诺贝尔奖工厂”？
剑桥大学安东尼·维达·普伊格教授发表于《自然》上的EMBA论文从经济和管理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
十年前，安东尼·维达·普伊格（Antonio (“Toni”) Vidal-Puig，EMBA 2013 级学员）在参加一个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EMBA课程时，为自己的EMBA个人项目撰写了一篇关于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LMB）战略的论文，该实验室在突破性科学发现方面有着令人称羡的成绩，并获得过一系列诺贝尔奖项。
这门EMBA选修课程由剑桥大学工程系制造业研究院（IfM）教授钱德尔·维鲁（Chander Velu）讲授。钱德尔教授的课程使身为剑桥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托尼接触了更为广阔的商业模式创新概念，这与托尼本人在生命科学研究和学术领域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安东尼·维达·普伊格（EMBA 2013级学员）
这篇文章由托尼、钱德尔和来自伦敦国王学院商学院的博士生卢卡·格贝尔（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健康商学院战略与创业方向助理教授）共同完成，概述了20世纪40年代从剑桥大学物理系卡文迪许实验室中创建起来的LMB的研究人员是如何发现（除其他事物外）DNA和蛋白质的结构、核糖体和抗体的进化。12名LMB的科学家因其突破性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包括DNA先驱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弗雷德·桑格（Fred Sanger）。
12名LMB的科学家因其突破性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包括DNA先驱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弗雷德·桑格（Fred Sanger）。
“任何发现都不是偶然”，发表在《自然》上的该文章写道，“实验室的组织方式提高了科学发现的可能性。”
同样地，正是这种愿意去探索跨学科和看似不相关领域的可能性的态度，使托尼和钱德尔的合作成为可能。
创新与经济学教授、剑桥大学工程系制造业研究院（IfM）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钱德尔说：“学者们通常接受特定学科方法的培训，并且持续在他们自己的学科内开展研究。但是，像EMBA这样的课程可以让学生和教师都能探索跨越不同学科界限进行交叉的新领域。”
分子营养与代谢学教授、心肺研究所心血管代谢项目主任托尼教授补充道：“这种合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连接了商业模式创新和学术生物医学研究这两个在传统意义上没有交集的领域。EMBA项目在紧密融合这些学科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鼓励了一种可能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发生的对话。”
2015年，托尼EMBA毕业后，他与钱德尔继续保持了多年的讨论，他们都热衷于了解更多关于创新管理和基础生物科学研究之间的交集。
《自然》关于LMB的这篇文章采用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以往对类似机构的分析通常是由知名科学家撰写的，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并在工作中积累了管理经验。相反，托尼、钱德尔和卢卡的这篇论文综合了科学和管理两方面的见解，从而能够进行无偏见且深入的分析。
当他们第一次提出这一想法时，受到了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资深科学家的强烈认可，他们认为科学发现并非纯粹是机缘巧合的过程，战略和管理在其中也发挥着作用，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大多都是道听途说。
这篇文章得到了从LMB档案和科学家采访中获得的大量证据的支撑，为其结论增加了科学的严谨性，切实证明了LMB的管理模式是该实验室成功的关键所在。
研究人员表示：“它建立了一种具有激励机制的文化，并提供相应的监督以优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将高风险的基础科学与创新科技相结合，LMB促成了知识反馈循环，帮助研究所发现有前景的研究课题，并不断推动科学边界的拓展。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的角度来看，LMB表现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托尼、钱德尔和卢卡认为，该文章将对科研界、资助机构和决策者有所帮助，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战略和管理在促进诸如LMB这样的领先研究机构取得成功方面的重要性。
06 对广大科学界的启示
该文章作者表示：“其他研究机构应该考虑采用类似的全面和连贯的方法来管理基础科学研究。简而言之，他们应该优先考虑长期科研目标，高效地管理稀缺资源；通过促进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之间的互补性，扩大经济规模和广度；通过在科学问题和基于工程学的技术解决方案之间建立协同反馈来创造价值。”
在此过程中，需要克服三个挑战：在解决愈发复杂的生物科学问题上，需要“更加精密和昂贵的设备”，这可能超出了单个实验室的资源范围；实验室面临着快速过渡到临床应用的压力，这“有可能损害其基础研究的质量和竞争优势”；以及相较于私营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支付的高薪，基础科学实验室招聘“最优秀的科研人才”的困难。
EMBA课程对我而言真的是一次蜕变，我只后悔没有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去攻读它。
从托尼的职业生涯中可以看出，EMBA对于那些身居领导职位并希望用循证的、经过检验的知识来补充自己专业知识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托尼在入学EMBA项目时就已经在他的事业上颇有建树。他评论道：“EMBA对我而言真的是一次蜕变，我只后悔没有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去攻读它。从EMBA获得的技能和见解对于学术机构和非学术机构的首席研究员、研究所所长、资深学者和初级首席研究员来说都是无价之宝。”他补充道：“EMBA为研究人员和学者提供了超越传统研究方法的工具。它提高了他们分析和选择研究课题、制定战略定位和开发竞争优势的能力。它还使他们在协同竞争力、资金获取和人员管理方面更加得心应手。此外，它还提供了提高知名度、创造价值、提升认知度和形成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策略。”
他补充道：“EMBA为研究人员和学者提供了超越传统研究方法的工具。它提高了他们分析和选择研究课题、制定战略定位和开发竞争优势的能力。它还使他们在协同竞争力、资金获取和人员管理方面更加得心应手。此外，它还提供了提高知名度、创造价值、提升认知度和形成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策略。”
攻读EMBA不是为了离开学术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变得更好、更具竞争力。
托尼表示，成熟的职业生涯不应阻止任何人寻求新的学习机会和个人成长。他清楚地记得，一位资深学者问他攻读EMBA是否意味着他打算离开学术界。他当时的回答和现在一样明确:“攻读EMBA不是为了离开学术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变得更好、更具竞争力。通过EMBA获得的技能使我们能够提升研究水平，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并确保我们一直处在创新的前沿。”
托尼认为，EMBA不应仅仅被视为获得更高薪的通行证，其真正的价值来自于对所学主题抱有真正的好奇。许多研究人员在各自的领域变得高度专业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注点往往会越来越窄。对托尼来说，EMBA就像一门密集而全面的课程，不仅让他重新接触到广泛的知识领域，还提升了他的社交和创业技能。这些技能在不同领域之间具有高度可迁移性，使得这段经历不仅在职业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