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hatGPT代表了AI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老师绝对不能忽视它。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它将像1998年的谷歌一样具有变革性，需要就其给学校和学习者带来的好处、挑战和影响进行认真的对话。它将深刻的改变未来。教育工作者必须开始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其中。

SW：我认为ChatGPT是一项非常强大的辅助技术。对于生成文本和给出想法来说，它具有变革性。从历史上看，大多数通信创新都试图改善语义交流来避免误解。在众多方面，教育也与此有关。我敦促教育工作者从这个角度开始思考ChatGPT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VC：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从第3版到第4版的迭代，关于禁止它的讨论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随着这些系统自我训练，转型将加速，而且这些确确实实已经在发生。
问题不在于能否在学校使用ChatGPT，而是如何安全、有效和恰当地使用。学校需要积极主动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有可能使自己和学生处于不利地位。我的确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教育行业来说非常紧迫。我担心我们的反应不足与应对当前的紧迫。

SW：我们必须跳出纯粹从反乌托邦主义或助推主义的角度思考；ChatGPT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它主要被描述为内容创建工具。事实上，生成内容可能是它最基础的功能。

它擅长的地方在于操纵结构和形式。每个人似乎都在担心ChatGPT可以写出一篇能通过考试的论文或课程作业，但这意味着教育工作者需要去适应并说，“好吧，我们能用它做什么？”

VC：我在GCSE计算机科学课上使用ChatGPT来提示学生验证观点、寻求更多细节和质疑信息。这些谈话真的很有启发性。我还从不同学科和阶段的学生角度来测试了它作为家庭作业和复习的工具。

例如，我假装是Key Stage 4历史专业的学生，就19世纪的霍乱进行了一次内容丰富的聊天。我们可以设想它可能真正能够帮助学生复习、检查家庭作业或修改论文的情况。它还帮助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研究生阐明他们在写作中的意思表达。他们可以给它一段内容，并要求它以学术风格重写。这些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它减少了这些学生翻译负担，让他们更加专注于内容。

SW：在上学时，我的问题是我有着一肚子的想法想要表达，但有时候却不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学生以清晰、有条理的方式和正确的形式表达想法，让教师只需要关注到想法本身。

在此过程中，它可以将教育的重点转向批判性思维和大问题。因为它还可以总结一个论点、知识和概念，所以它确实有可能帮助形成性评估，尤其是在教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VC：我最关切的是我们无法忽视它。它已经被广泛使用，复制它的成本远低于发明它。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后果——例如，最近基于Snapchat的聊天机器人My AI指导用户进行有害行为的问题。该技术的普及意味着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如何使用它、相关的危险以及如何鼓励安全使用。

SW：类似的创新总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新乌托邦到来的预示。

在许多方面，它让我们回想起了道格拉斯·亚当斯 (Douglas Adams)小说中的“深思”超级电脑：我们非常被某种东西作为高度智能和信息知识来源的前景所吸引，但这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独立的信息来源。我们不能将人工操作从ChatGPT中移除。

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是探究其能力和局限性，并为其所用。

VC：我首先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影响着许多数字资源，比如维基百科和谷歌搜索。这项技术的创造者需要确保它正在接受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不同数据集的训练。如果我在一家大型教育机构工作，我会向开发人员施加压力让他们这样做。

与此同时，教师有责任培训学生正确使用该技术。例如，我经常向学生解释说，针对特定主题的谷歌搜索可能会在性别、文化和种族方面带有固有偏见。对于任何教导人们明智地使用技术的优秀教育项目，这些考虑都不可缺少。

SW：这让我们回到人们可能错误地使用ChatGPT作为内容和知识来源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此提出批评的案例，例如，他们在Twitter上发帖说，他们要求它提供10位著名哲学家的名单，而它给了他们10位白人男性的名单。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辅助工具：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可以在保持语义的同时改变文本的结构和形式。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这一点，并强调其作为知识来源的局限性。

VC：与其限制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使用，不如教育部等机构让提供这些服务的人承担责任，从而将有害使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例如在《在线安全法案》等立法中有可能实现这些。

数字技能已经是课程的一部分，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如何确保学校教导学生安全有效地使用这项技术——就像他们已经得到支持得以安全上网一样。我希望看到这种重要的培训不仅成为 PSHE 和计算机科学的一部分，也能成为其他课程领域的一部分，同时最好由对此类技术有深刻理解的专家领导。

SW：监管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大学和学校保护学术和教育诚信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大学认为学生使用ChatGPT生成内容就是不当行为。

问题在于，在我们努力保持诚信的过程中，随着技术的大规模采用，我们可能会对这些必然发生的变化反应迟钝。如果我们过度监管ChatGPT，这种差距将会扩大，制度性的立场将变得力不从心。

VC：现在就像iPhone出现时一样，各机构应该将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包括学术和非学术人员聚集在一起，探索ChatGPT并逐步推进。我们有责任发问：“这是什么，我们如何使用它？” 如果你教数学，它能帮助复习吗？如果你是计算机科学老师，它如何帮助学生编程？从工作量的角度来看，它能加快你备课的速度吗？我们需要从头开始来解决这个问题。

SW：要记住的是，我们不能只是引入这项技术并期望它起作用。我们需要一个设计、开发和现场研究的迭代过程。将会有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让一群人协作和测试的方式来利用这种活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制定出围绕该技术的指导方针和结构。像我们自己的学院这样的教育研究中心与其他学校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VC：我认为学校不能坐等政府告诉他们如何应对。分布式领导模型是必要的，要让员工聚在一起讨论ChatGPT的使用。学校领导需要创造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讨论。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学生对技术的欣赏比我们有时对他们的信任更加细微。我对话过的人担心要避免ChatGPT成为教育的捷径，以免影响他们的学习。让学生加入对话也非常重要。

SW：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对教育组织运作方式的潜在威胁进行监管的方法将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到高管和从业者之间进行合作以确定如何使用。ChatGPT向我们表明，我们无法始终自上而下地控制、预测和计算我们应对教育风险的方式。

常规的决策层级需要放权，以便教育系统的不同部门可以对其进行测试并改进——同时与领导和高管保持不断的对话。